哈贝马斯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，少年时经历了纳粹统治和二战的创伤。战后，他看到集中营影像，彻底与极权决裂。在战后经济腾飞的西德，他进入学术界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，提出“公共领域”“交往理性”等思想，回应冷战分裂和现代化的挑战。1989年柏林墙倒塌、两德统一，他提出“宪政爱国主义”，为德国和欧盟寻找新的认同。进入21世纪，他继续关注全球化、金融危机和难民潮，呼吁跨国民主治理。

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如果说之前的时代完全符合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话，那么当下社会似乎不符合他的理论，是不是他的理论失效了呢？作为回应，即便在高龄，他仍坚持写作，出版关于公共领域的新著作，研究数字化和社交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衰退和民主困境。

他的遗产，面对当下世界的撕裂状态，其最终解决方案是，坚持相信哲学（他的交往理论所倡导的理性协商）可以平衡科学与宗教。可是当下的政治权力，往往依赖科学技术的效率，或者诉诸宗教的情感认同，哲学是被边缘化的。因此他的学术遗产价值还在波动中。

但后人对遗产的继承，他的死亡，以及学术遗产的意义很矛盾。

对一些人来说，他的死亡警示和遗憾——启蒙事业未成（悲丧），但是对另一些来说，这是召唤和希望——人们始终需要理性（喜丧）。

持悲丧观点的人，多把哈贝马斯当做批判现实的运动领袖，关心他的思想，以及通过参加公共辩论来践行这种思想，因此觉得他本人的去世和他理论的当下命运令人悲伤。

后者把哈贝马斯当做象征理想的行业前辈，多是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，而且最可能吃研究他这碗饭，他们崇拜的是哈贝马斯明星学者的光环，认为他堪称学术界参与公共领域的楷模，隐隐准备宣称：上一个时代结束，后人准备延续理性光辉。